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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人生

情感散文 2020-09-19 18:14:18
夕阳在城市的楼群中渐渐沉落,一抹血红的余晖染在病房的窗子上。那间病房在住院楼的十三层,大概有十余平方米,摆着两张床位,姥姥的病床在内侧,站在窗前可以远眺到高低起伏的楼群与纵横交错的街道。
那是姥姥住院的第二天,我请假到医院探望她。舅舅日夜照顾姥姥目不交睫,眼睛上布满鲜红的血丝,满脸疲惫的神色。我来了之后,他叮嘱我替他照看一下姥姥,药水滴完后要及时按响呼叫按钮,便会有护士来换水。他说完坐在椅子上身体斜靠墙壁,歪着头、合上眼睛很快呼呼睡了。
我静坐在病床旁凝视着铁架上的吊瓶,滴答滴答的输液声好像融合着时间流逝的声音在房间回响。我看到吊瓶里面的药水逐渐减少,将要露出瓶底的时候慌忙按了一下病床前的按钮。护士换水之后,我的目光犹如一只鸟儿栖落在姥姥身上。姥姥静静地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她头发稀疏而银白,在脑后梳成一个短短的发髻。她的脸庞瘦削枯槁,一道道皱纹仿佛是一条条枯竭干裂的河流横在额头。
姥姥住院的第三天要去做一项检查。医生说那项检查的仪器是从欧美国家进口的,全省唯此一台,因此检查费用昂贵。我去厕所的时候听到舅舅在盥洗室打电话,能够清晰地听到他向一位亲戚借钱。那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两个月,在一家单位实习,手头的钱刚刚维持生计。我很想帮助舅舅,却无能为力,内心便被愧疚缠绕。那天下午舅舅从外面跑了回来,他满头大汗,脸上绽放笑容。我猜想他准是借到钱了。他慌慌忙忙地说要带姥姥去另一栋楼做检查,于是我们把姥姥搀扶到轮椅上,推着她进了电梯。检查室门前排着队,我们前面大概有五六个病人,我们耐心地等候。
我听到一个病人的家属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议论说:“这项检查短短几分钟就花七八千元,太贵了。”我听后一阵惊讶,心想那项检查费用是我半年的收入,对身为农民的舅舅来说更是一笔巨款,他需要卖多少斤麦子与玉米啊!
姥姥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神情木然。她年纪大了,眼花耳聋,根本听不见人们说些什么。轮到姥姥时,我们帮她穿上塑料鞋套,然后把她推进检查室。我和舅舅站在门口。舅舅叮嘱我说千万别给姥姥说起那项检查的费用,他怕她知道后拒绝治疗,破罐破摔。我微微点了点头,内心五味杂陈。
舅舅望着我说:“你姥姥已经八十多岁,我也六十多岁了,可我总觉得在她面前我还是个毛孩子。当我从田里干完农活儿回家的时候,她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也好,躺在床上也好。我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只要能听到她的回答我心里踏实。我希望她健健康康,多活些日子。”他说完,眼睛红红的,眼神中淤积着忧郁与哀伤。
我说:“舅舅,姥姥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出了院她还会恢复健康的。姥姥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舅舅绷着脸点点头,眼泪吧嗒吧嗒的掉落。我明明知道姥姥康复的希望渺茫,却在不停地自我安慰。大概七八分钟之后,检查室的门开了。我们马上进去搀扶姥姥,把她扶上轮椅。到下午四五点钟检查结果出来了。舅舅与我盯着确诊单既悲哀又恐惶——姥姥被确诊患了肺癌晚期!医生说姥姥年龄太老了,不宜做手术治疗,最好的办法是用药物保守治疗来延长生命。
舅舅拿着诊断单去询问另一位医生,希望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不久,他从医生的办公室沮丧地走出来。姥姥对诊断结果浑然不知。她心疼我们昼夜照顾她,嘟囔说:“我已经活了八十七岁,比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活得都长。这辈子我活得很知足,我活够了。我不想再呆在医院看病,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她在病床上吵嚷着回家,不断用手捶打病床,她突然间像是一个小孩子。舅舅叹了一口气,说明天带她回家。姥姥听后十分高兴。她安静了下来,颤颤巍巍坐在床上,远望着窗外的夕阳。
我想象不到在姥姥昏花的视野中夕阳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和几十年前的一样,也许如今的夕阳比从前辉煌多彩。我静伫在窗前凝视着她,只见她的目光黯淡而浑浊,却蓄满了慈祥与恬静。她静坐在病床前望着窗外的夕阳,随口问我在窗前可以望到什么。
我扭头远眺窗外,城市的楼群像是层峦叠嶂似的向着天际连绵起伏。我俯身在她的耳边说:“姥姥,窗外可以望到很多楼房,很多街道,很多树木,还有很多人和汽车。这座城市很大很大,住着几百万人,望不到尽头。”她听后轻轻叹息一声,低声说:“六十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在这座城市生活,当时你姥爷在这里工作。我们住在碧沙岗公园附近。那时候这座城市很小,只有几条很短的街道。房屋也很少,人也不多。街上还有很多拉黄包车的,很少看到汽车……我经常带着你舅舅到碧沙岗公园溜达。那时候你舅舅刚学会走路,还是个小毛孩儿。后来黄河发起洪水,我和你姥爷带着你舅舅回了老家,那一回几十年再没来过这里……唉,明天咱们就要回家了,恐怕以后我再没有机会来这座城市了。”
姥姥的一番话深深震撼了我,让我陷入沉思。一个人从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走了六十多年,成为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即将走到人生尽头;一座城从只有几条短街的雏形,经过六十多个春秋的演变,成为一个街道纵横、人烟浩繁的大都市。这其中有多少眼泪,有多少微笑,又有多少故事
次日下午我和舅舅一起下楼办完出院手续,刚到病房就看到姥姥已经脱掉病服。她将病服抛在床头,正弯着腰下床穿鞋子。舅舅慌忙去帮她穿上鞋子。他又简单收拾一下东西,让我提着一个装着杂物的袋子。他背着姥姥下了楼。我们离开了医院,此时太阳已经偏西,向着楼群下坠。
姥姥离开医院到家后一直卧病在床。舅舅每天在床边端茶倒水,递汤送药。夏天他凑钱到县城买回一台空调安装到姥姥的房间,冬天每晚给姥姥的床上放上一个热水袋暖脚。三年之后,姥姥去世了。
我经常想起姥姥在病房望夕阳的情景,想起她说六十多年前时常带着舅舅去碧沙岗公园的旧事。在姥姥去世后的一个周末,我独自到碧沙岗公园散步。那时正是初春时节,玉兰花开得烂漫,碧桃开得浓艳,樱花开得恣肆。我坐在一棵老树下,望着它粗壮弯曲的枝干,望着它吐芽儿的枝梢,心想六十多年前姥姥到这里游玩的时候它很可能也站在这里。在漫长的时光中,人有脚,想走就走,来去自由,因此辗转到了天南海北;树无脚有根,安守着一方天地。城市,像是公共旅馆容纳我们。与城市相比,我们的人生太短暂,我们的血肉与骨骼远没有城市的钢筋与石材坚硬。我们的人生恍惚而脆弱,在岁月的长河中,像是随波逐流的泡沫。
我凝望着远处的楼群,心想六十年后,我假如还活着,也到了耄耋之年。我的人生会怎么样呢?而这座城市又将会有怎么样的命运?我难以预测,最终让岁月给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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