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麻将断代史：读书不如打牌

 

 

麻将是国人自创的休闲游戏。不知其源，但似乎是清朝晚期才流行的游戏。从市井百姓到文人雅士，对此乐此不疲的大有人在，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趣闻轶事尤其多。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求和谈判。国民党谈判代表刘斐问起毛泽东，是否会打麻将，毛回答：“晓得些，晓得些。”刘又问，您是喜欢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回答：“喜欢打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好。”

 

 

借着牌局说时局，这一招常凯申用过。

 

1930年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为了争取作壁上观的孙殿英，蒋把孙请到南京，百般笼络，还一起打麻将。

 

几圈下来，孙一把不和，凯申就问：“魁元（孙殿英的字）兄的胃口大得很，难道非要一把满贯？”孙殿英回答：“我是有点贪心，这清一色，全求人，再加自摸，一辈子也难成一和。”

 

据说，这句话中，“清一色”指的是孙殿英军队不能掺进外人，“全求人”指的是蒋提供武器装备军饷，“自摸”指的是孙全权指挥。

 

蒋公答曰：“明白了。”

 

大人物用牌局指点江山，名人们对于麻将也爱恨交加。

 

张恨水

张恨水与麻将有不解之缘，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麻将高手。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

 

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闻一多、辜鸿铭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

 

 

 

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

 

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文化名人当中牌技很差的，还有辜鸿铭，还因此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

胡适

 

胡适写了一篇名为《麻将》的文章，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麻将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不要打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胡适痛斥麻将，大概还有一个理由——他的牌技实在太差了。

 

见证过胡适烂牌技的人很多，比如唐德刚，他坐在胡适背后看打牌，看他抓了一手杂牌，大呼“不成气候”，结果来了好几张好牌，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最终还是不能和牌。唐德刚说，胡适的口头禅就是——

 

“麻将里头有鬼！”

 

比如梁实秋：“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那一次，胡适把手上的现金全输光了，最后不得不开了三十块钱支票抵账。

 

当然，梁实秋牌技同样不行。梁实秋因家教严，到了读书的年纪，梁才知道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一次他向父亲面包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

 

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从此对麻将再无好印象。但梁身边好友如徐志摩等人都是麻将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还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

 

在牌技方面，胡适绝对不是他老婆江冬秀的对手。

 

胡太太的牌技和先生恰恰相反——只赢不输。有段时间，胡太太在牌桌上的收入，还是胡家的一笔小小收入。江东秀打着麻将，从北京打到上海，从上海带到纽约，接着转战台北，一路搓过去，一百三十六张牌，张张都是熟人。

 

这太太的牌桌上，她为原配太太们维护婚姻地位，她大骂先生热爱做媒的坏毛病，胡适也不敢奈她何。在台北，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前任院长有规定，不可以在公家房子里打麻将，胡适还对秘书说，要为太太买个房子，因为“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

 

徐志摩

 

江冬秀打遍牌桌无敌手，但她肯定没有和徐志摩较量过——作为大太太保护协会会长，她最讨厌徐志摩这样抛弃原配的花花公子。

 

他们两人的无缘对阵，实在是民国麻将界的一大遗憾。

 

徐志摩是民国知识分子麻坛的一座高峰。

 

徐志摩的打牌风格是——快，他善于临机应变，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十战九胜。

 

一边打一边谈笑风生，出手如闪电，吃牌如闪电，一边打牌一边撩妹，一边打牌一边说八卦，一边打牌一边关心基友，来去如飞，全不耽误。而且，他对于打牌和男女爱情，还有一番精妙高论：

 

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梁启超

 

徐志摩的打牌风格，也许继承自他的老师，同时也是他情敌的爸爸——梁启超。

 

梁启超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并有一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麻将对梁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五人麻将法：

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第一圈打完之后，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

 

三人麻将法：

把36张万字牌和4张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张、条子36张和东南西中发白24张，共96张牌。三人只准碰牌不准吃牌。

 

鲁迅

不过，文化名人里头也有对麻将深恶痛绝的。

 

鲁迅就从不打麻将，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

 

鲁迅作品里谈及麻将的有好几处，最早一处见于《阿Q正传》。阿Q一贯好赌，但他只会押牌宝，不会打麻将，后来他回到未庄就大发议论：“未庄的乡下人只知道洋鬼子能够叉麻将，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能叉得精熟的。”

 

言语刻薄，足见鲁迅对麻将厌恶之极。

 

 

 

老舍

老舍是对麻将危害体会最深的一位。他23岁左右时曾沉溺于烟、酒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回回一败涂地”，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

 

天长日久，老舍渐渐瘦弱，痰中往往带血，终于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以后，头发全部掉光。从此他才下决心戒除麻将等种种“恶嗜好”，专心读书、教书、写作，终成一代文豪。

 

 

知识分子们的麻将生涯如此多姿，文艺工作者的麻将局更加不少。

 

梅兰芳有自己的定制麻将，“东西南北红中”乃是“游龙戏凤演剧”，八张花牌，乃是“名伶表演，古今趣史”。

 

“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过生日的主要活动是“竹戏八圈”，竹戏那就是麻将。唱戏结束要打牌，吃饭结束要打牌，录唱片结束也要打牌，过生日，当然更加要打牌。

 

相比之下，另一位位列“四大名旦”的程砚秋就克制很多。

 

1943年的日记里，程砚秋对于麻将的观点和胡适差不多：

 

散后预定至我家来竹戏，当时未允，恐竹戏开始无已时，金钱，竞争，徒伤感情，儿女效法又不卫生，环境立场不同，恐外人道抽头聚赌嫌弃，有此数点极不愿意，极力避免至我家来打牌，友人不谅解亦无法。

 

其实，程砚秋早年超级喜欢打麻将，有一次在上海打麻将，居然把唱一期的全部包银600块都输掉了。这么惨重的教训，这才赌咒发誓，不再打牌。

 

 

 

以麻将为戏，便是竹戏；以麻将为赌，就是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