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西方法律只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有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法及其混乱与矛盾。主人公遇到的具体法律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遭遇的折磨。

 

读罢寓言，你想要的可能不是一场思辨，而是一个简明的答案，因为寓言的含义是混沌的，逻辑上也不甚明晰。

 

但在法的门前这个有纵深的场景里，无疑充满着张力，使你无法释怀，唯一的安慰是更多的思考和深入的追寻。

 

01

 

寓言的内容大体如下：

 

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有个乡下人来到他面前，请求进门去见法。守门人说，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问，过一会儿是否允许他进去？“可能吧，”守门人答道，“但现在不行。”

 

通向法的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照例站在门的一旁，于是乡下人探身向门内窥望。守门人看到了，笑着说：“如果你这么想进去，就进去吧，不必得到我的允许。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力的，而我只是最卑微的一个。里面的每座大厅门前都有守门人站岗，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力。就说那第三个守门人吧，连我都不敢正眼看他。”

 

乡下人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拦在法的门外，他原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晋见法。他更切近地看着这个身穿皮外套、留着鞑靼胡须的守门人，觉得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再进去。

 

守门人给他一条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坐在那里等，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了获准进去，他做了多次尝试，不厌其烦地乞求着守门人。守门人则不时和他拉些家常，不过，像大人物一样，所提的问题很没有人情味儿，而且结论总是“还不能进去”。

 

乡下人为自己的旅程准备了很多东西，他不惜贵重，希望买通守门人。守门人照单全收，每次收礼时都说：“我收下这个只是为了不让你觉得还有什么事该做而没做。”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乡下人几乎是不间断地观察着守门人。对他而言，这个人是他与法之间的唯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因为衰老，他只能喃喃自语了。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连守门人皮领上的跳蚤都熟悉了，他甚至请求这些跳蚤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

 

最后，他的眼睛变得模糊，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暗了，还是眼睛在欺骗他。恍惚之间，他看到一束光线从法的大门里射出。现在，他的生命正接近终点，弥留之际，他将整个等待过程中的所有体会总结成一个问题，准备向守门人提出来。他招呼守门人到跟前，因为他已不能抬起自己正在僵硬的身体，守门人不得不把身子俯得很低才能听清他的话。

 

“你现在还想知道什么？”守门人问道，“你没有满足的时候。”“每个人都拼命要到法的面前，”乡下人回答，“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竟没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这样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已筋疲力尽，听力正在衰竭，于是在他耳边喊道：“除了你，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它是专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02

 

寓言是一种古老而古怪的教育形式，在各种经典当中被广泛运用。寓言往往意味深长，很难归结为一个论点、一条信息或一句口号，我们的心智拼命去发现它似乎尽在掌握同时又无法捕捉的含义。寓言的每一行，分开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整体意思却无从把握，所以经得起反复的阅读，并且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

 

关于法，卡夫卡勾画的图景给我们什么教诲？它让我们沮丧、愤懑，还是烦恼不安？这些不良感受的背后又是什么？

 

理查德·迪尔戈多说：

 

故事、寓言、编年史和叙事体是强有力的摧毁思想定式的工具。所谓思想定式就是一组预设观点、公认至理和共享知性。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法律和政治理论产生了。它们像一副戴了很久的眼镜，近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只用来扫描和诠释世界，而其自身却几乎从未受到检视。被压迫者所讲的故事通常是冷嘲热讽，贴近底层，不加渲染的。讲故事有巩固共同体的作用：故事，建立一致性，建立共享的文化，从而建立更深厚、更重要的道德规范。但是，故事与反故事有着同等重要的摧毁作用。它们能够显示过去的信仰是荒谬可笑、自私自利或者残暴冷酷的；它们还能让我们知道如何躲避非正义的排斥，知道何时应当重新分配权力。

 

迪尔戈多的这些看法适合卡夫卡吗？卡夫卡的寓言具有革命的潜能吗？

 

03

 

卡夫卡通过一位教士与 K 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法的门前」这则寓言的复杂和多义：

 

“就这样，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 K 说，深深地被故事吸引住了。

 

“不要匆忙，”教士说，“不能不加验证就接受一种意见。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可没有提到欺骗。”

 

“但这足够清楚了，” K 说，“守门人只是在一切都无法挽回时才把真相告诉乡下人。”

 

“可此前并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教士说，“你还必须考虑到，他只是一个守门人，他也是在尽职责。”

 

“你为什么认为他尽了职责？” K 问，“他没有尽到职责，他的职责应该是将所有的陌生人拒之门外，但却应当让乡下人进去，因为门就是为这个人开的。”

 

“你没有充分尊重原文，在篡改故事情节，”教士说，“关于进门去见法，故事里有守门人的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末尾。第一句话是：现在不能放他进去；另一句话是：这道门是专为你开的。但这并不矛盾，相反，第一句话甚至暗示了第二句话。人们几乎可以说，守门人暗示将来可能让乡下人进门，就是在超越自己的职责。当时，他的职责显然只是拒绝让人进去，而许多评论家对竟然有这样的暗示感到惊讶，因为守门人看起来是一个对职责一丝不苟的人。在那么多年里，他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把门关上；他意识到自己职责的重要性，因为他说‘我是有权力的’；他尊重上级，因为他说‘我只是最卑微的一个’；他不多嘴，因为那么多年里他只提一些‘很没有人情味儿的问题’；他没有受贿，因为他在收礼时说‘我收下这个只是为了不让你觉得还有什么事该做而没做’；只要与他的职责相关，哀求与暴怒，他都不为所动，因为我们知道，乡下人‘不厌其烦地乞求着守门人’；最后，甚至他的外貌都暗示他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留着鞑靼人的黑胡须。谁能想象一个更忠诚的守门人呢？守门人性格中还有其他因素有利于任何求见法的人，也使人很容易理解，他竟然超越职责去暗示将来可能让乡下人进入法的大门。不能否认，他有点头脑简单，还有些自负，从而影响了他的理解力。评论家们指出：‘对同一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的。’不管怎样，人们必须承认，这种简单与自负虽然不很强烈，却很可能削弱了他对大门的守卫。还必须加上一个事实：守门人似乎是一位天生和蔼可亲的人，并没有一直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最初，他还玩笑似地邀请乡下人尝试自己进去，后来他也没有把乡下人赶走，而是给乡下人一条凳子，让他坐在门边。这许多年来，他忍耐乡下人的出现，做些简短的交谈，接受馈赠，礼貌地允许乡下人当着他的面大声责骂应由乡下人自己负责的命运——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推断出他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并非每个守门人都会这样做。最后，乡下人对他做了个手势，他就低低俯下身去让乡下人有机会提最后一个问题。守门人知道一切就此结束了，他的那句话‘你没有满足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温和的不耐烦。有些人甚至再推进一步，认为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友好，虽然其中也有某种俯就。无论如何，守门人的形象都与你所想象的很不相同。”

 

“你比我研究这个故事更仔细，时间也更长，” K 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 K 说：“这么说，你认为乡下人没有受骗？”

 

“不要误解我，”教士说，“我只是向你介绍了各种不同见解。你不必太在意。书面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而评论通常只表达了评论家的困惑。在这件事中，甚至有一种解释声称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

 

“这种说法太牵强了，” K 说，“有什么根据？”

 

“根据在于，”教士回答，“守门人头脑简单，他不了解法的内部，只知道通向法的道路。他对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据估计，他自己也害怕其他守门人，认为他们是挡在乡下人面前的妖怪。实际上，他比乡下人更怕他们，因为乡下人听说里面有可怕的守门人后还是要进去，而守门人却没有进去的愿望。还有人说，他一定到过里面，因为毕竟是受雇为法服务，任命只能来自里面。这种说法遭到反驳，因为他可能只是由里面传出的一个声音任命的。无论如何，他不可能进去很深，因为第三个守门人的相貌是他不敢去看的。此外，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提到那些守门人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了解里面的情况。结论是，他对里面的情况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他处于一种受骗状态。在和乡下人的关系上，他也是受骗的，因为他从属于乡下人。奴隶总是从属于自由人。乡下人确实是自由的，能够去他想去的地方，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只有守门人禁止他走近法。他接过凳子，坐在门边，待在那里一直到死。他这么做完全出于自愿，故事里从来没有提到任何强制。可是守门人却被固定在岗位上，他不敢走到乡下去，显然也不能走进法的大门。虽然他为法服务，但他服务的只是这道门；也就是说，他只为这个乡下人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下人开的。可以设想，乡下人长大成人的那些年里，守门人的工作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因为他必须长期等待乡下人的到来，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目的。此外，他还得等乡下人高兴，自愿而来。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取决于乡下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故事里始终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些显然一无所知。这不足为奇，因为守门人在一件重要得多的、影响他职责本身的事情上，同样也是受骗的。例如在故事末尾，他提到法的大门时说‘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但是，故事的开头告诉我们，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它一直是开着的，就意味着不管乡下人是死是活，守门人都不能把它关上。至于守门人说这话的动机，有几种不同意见：他说要去关门，或者只是为了回答乡下人而已，或者他是在强调自己忠于职守，或者是为了使乡下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沮丧和懊悔。不过也不乏这样的观点：守门人没有能力关门。很多人声称守门人在智力上还不如乡下人，至少在故事结尾是如此，因为乡下人看见法的大门里射出光线，而守门人的岗位使他必须背对着门。”

 

“说得有理，” K 低声复述了教士讲的几个论点，说道，“我倾向于受骗的是守门人。不过，这不能使我放弃原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结论是并行不悖的。守门人精明也罢，受骗也罢，都无关大局。我说过，乡下人受骗了。如果守门人受了骗，那么，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无害，但却给乡下人带来无穷的危害。”

 

“对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教士说，“故事本身没有赋予我们评论守门人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他终究是法的仆人；他属于法，因此超出了人们所能评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真不敢相信他从属于乡下人。虽然他受职守的制约，必须守在法的门前，但他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自由，别人无法和他相比。乡下人只能求见法，守门人却已经被安置在法的身边。是法把他放在守门人的岗位上，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K 摇头说，“因为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把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可是，你自己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多么不可能。”

 

“不，”教士说，“不必把他的每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而只须当成必然的来接受。”

 

“一个令人忧郁的结论，” K 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04

 

教士和 K 的评论符合我们对寓言最初的感受吗？教士与 K 谁赢得了争论？赢得争论是否赢得了正义？或者说，正义在“法的门前”始终未能实现，是正义本身抛弃了乡下人，还是守门人故意造成的恶果？在教士与 K 的对话中，教士几乎主宰了谈话，这种失衡难道不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吗？教士的立场似乎随着 K 提出的每个新问题而转变，这是争论的深入，还是娴熟的诡辩？

 

时常有这样的说法：坏的秩序也比根本没有秩序要好，甚至有人说，与其要暴政也不要暴民。这意味着，人们认为有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些。这个看法从独裁者那里得到证实，独裁者不喜欢法律，即使是他自己炮制的法律。

 

不过，寓言中的规则似乎发生着变化：开始时法的大门不让乡下人进入，但后来乡下人被告知法的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规则不断变化的地方，还能有秩序吗？规则可能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乡下人一直未能进入法的领域。

 

如果法从未为他服务，那么法又为谁服务呢？

 

05

 

卡夫卡对法律秩序的简单勾勒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矛盾：法律是为少数人或与之相关的人服务的，但是，多数人却不反抗。

 

卡夫卡继续探究了“我们的法律的问题”：

 

我们的法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被小团体隐藏和把持。小团体的人要让我们相信，这些古老的法被一丝不苟地实施着；然而，被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法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想到的不是法的解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异，也不是只有一小撮人有权解释法所导致的损害。这些损害也许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法是非常古老的，对法的解释是许多世纪以来的工作，这种解释本身也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法的地位。

 

尽管还可能有对法的自由解释，不过法的解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严格了。尤其是，贵族们在解释法的时候没有理由受个人利益影响和左右，因为法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贵族们的利益制定的。他们高居法之上，法全部执掌在他们手中。

 

当然，法是有智慧的，但对我们来说也有困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困苦。

 

传统上认为，法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秘密，一部法典的实质就在于它必须保持一种神秘性。或许，我们正努力揭示的那些法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有一小批人的确持这种观点并且努力去说明，如果真有法存在，那它只能是贵族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小批人眼里，到处都是贵族阶层的专横与擅断，并且要拒斥公众传统。

 

传统仅具有一些琐屑而偶然的优点，不足以弥补其重大的缺陷，因为在人们面临事变时，它给人们一种错误的、骗人的和过分自信的安全感。

 

这一点无可否定，但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作出解释：传统远不是完善的，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探究，所提供的材料看似数量庞大，实则太过贫乏，要用几个世纪才能使它变得充足。

 

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得明确，法将属于人民，贵族阶层将消逝。这不是在维持反贵族阶层的仇恨情绪，根本不是。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因为我们还没有显示出自己有能力被委任以法。

 

事实上，可以只用一种悖论来表达这个问题：任何小团体，如果它不仅要抛弃所有对法的信仰，还要抛弃贵族阶层，就应当有全体人民作为后盾；然而，这样的团体是不可能诞生的，因为没有人胆敢抛弃贵族。

 

一位作家这样总结道：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唯一可见的法，就是贵族阶层本身。

 

难道我们一定要剥夺自己的法吗？

 

06

 

依卡夫卡之见，什么是法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其解决的障碍？如果人民知道，法为贵族享有，受贵族治理，为贵族服务，人民必须反抗吗？卡夫卡说：“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这是不是说问题在于人民内部？

 

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曾经说过：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