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庄子是一个千秋独绝的灵魂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

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

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

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

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

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在庄子的对话人物里，最重要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沉默的“至德者”，也就是《逍遥游》第一章结尾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中的“至人、神人、圣人”。在《庄子》中许多关键处的对话都在围绕如何理解“至德者”，其中尽管沉默的“至德者”是作为背景，但是却非常重要。其中参与对话的人可以定位为“问道者”和“闻道者”，“闻道者”是已经对“道”有所知的，“问道者”是希望对“道”有所知的。但是“问道者”和“闻道者”不是“至德者”，而且大部分“闻道者”都不能成为“至德者”，因为要达到“至德”的最高境界要有先天的禀赋，也即庄子所说的“圣人之才”，有“圣人之才”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圣人之道”。在《庄子·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偊”那一章中，南伯子葵问女偊说：“我能不能学道？”女偊说：“不能学，你学不来，‘子非其人也’”，你不是那个人，因为你没有“圣人之才”，然后他接着讲说：“卜梁倚有圣人之才”，我有圣人之道，所以我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于是开始有了后面的一段“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这样一种不断提升境界的层次，这是其中的关键。如果跨越不过去就无法成为“至德者”。那么在《庄子》的“内七篇”中频繁出现的孔子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一方面，孔子确实是能够理解“至德之境”，另一方面，孔子又是理解“人间世”的，对于各种伦理原则、潜在的危险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发挥了一个沟通根本的、不可言说的“至德之镜”和必须要面对的复杂“人间世”的桥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至关重要。

那么，庄子在这本书里是怎样出场的？庄子在“内七篇”有三种出场方式，第一种是庄子和惠施的对话，其思想品质之低是令人惊讶的，这两个人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没有彼此之间的交锋，但是却极为重要。当你在读《庄子》时遇到那些不容易确定的话的时候，惠施和庄子的对话就可以帮助你，因为庄子认同什么、反对什么，在与惠施对话的过程中全都非常清楚地说了出来。第二种是庄子作为作者的直接陈述，这是庄子第二个出场方式。庄子第三个出场方式是隐身在自己所编故事的人物当中，《大宗师》中有三章出现了庄子的形象，即“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和最后一章“子舆与子桑友”。在这几章中很明显有庄子隐形的出场，为什么？因为庄子在《大宗师》中作为作者陈述的话里：“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也同样又出现在“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这一章中“子来”的话里：“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把自己投射到自己所编故事当中的人物出场，从中可以看到庄子的孤独。他没有朋友，这是一个千古独绝的心灵。他可能没觉得自己写出来有什么意义，但还是写了；他可能也没觉得自己写了将来会有人理解他，所以他才有所谓“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内篇·齐物论》）他在想象中编出了这么多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朋友，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他就待在他的漆园里，在自己的思考当中，尝试着要留下点什么。那个时代有很多隐者，比如像《论语·微子篇》，孔子对待隐者有一个特别复杂的态度，孔子其实极其欣赏这些人，他知道是因为天下无道，所以大贤在隐，但是他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不可以跟鸟兽同群，自己只会跟世间众生在一起。所以《论语·微子篇》里有这样的隐者，但是真正的隐者没有留下作品，而庄子留下了。庄子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应该还是希望这个世界好，希望自己所见到的人间世的危险能够被人们了解，希望自己所了解的真知能够为人所知，能够对后世人的思想和他的实践，带来一些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