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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 | 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的和最后的爱历史故事

时间:2021-01-26 21:12 来源:原创 作者:柳絮倾城 阅读:

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迎向幸福。因为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而只要竭尽全力就应该是幸福的,拥抱当下的光明,不寄希望于空渺的乌托邦,振奋昂扬,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加缪,1913.11.7-1960.1.4 ,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人物,“荒诞主义哲学”的先驱,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所说:“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

 

何谓荒谬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拥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伟大的作品通常产生于路口或饭馆的喧嚣声中。荒谬也是如此。

 

和其他一个世界比较,荒谬的世界更是从这卑微的出身中获取它的崇高。在某些处境中,一个人对其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回答说:“没什么”,这可能是一种伪装。被爱者清楚地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个回答是坦诚的,如果这个回答形象地表现了心灵的一种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空无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日常连续的行为中断了,心灵则徒劳地寻求重新连接这些行为的纽带——那么,它就是荒谬的最初标志。

 

 

 

有时,诸种背景崩溃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绝大部分时间里这条道路很容易沿循。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开始”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生活的活动之后,但它同时开启了意识的运动。它唤醒意识并且激发起随后的活动。随后的活动是无意识地重新套上枷锁,或者是确定性地觉醒。觉醒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结果:自杀或是恢复旧态。厌倦自身中具有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在此,我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厌倦是件好事。因为一切都始于意识,而若不通过意识,则任何东西都毫无价值。这些观点并不包含什么独创之处。它们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一段时间内,这就足以概括认识荒谬的起源。一切都起源于这平淡的“烦”。

 

 

 

世人也散发出非人的因素。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机械的动作,他们毫无意义的手势使得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荒谬起来。在玻璃隔板内有个人在打电话,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但却看见他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们不禁会问他为什么活着。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我们所是的形象感到的巨大失败,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指萨特——译者注)称作“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谬。我们某些时刻在镜子里看到的陌生人,我们在自己拍的相片上看到的熟悉而又令人厌烦的兄弟,同样还是荒谬。

 

最后,我转到死亡以及我们对之的态度上来。对于这一点该说的都已说了,所以应该不再悲伤。然而,人们对如下一点永远不会过于奇怪的:每个人都像无人“知道”死亡那样生活。这是因为,在实际中并不存在死亡的经验。从确切意义上讲,只有被经历的东西,只有被意识到的东西,才能成为被经验的。我们只勉强能够谈论其他人的死亡经验。这是一种替代,一种思想观点,我们永远不能过于相信它。这种通常的伤感是没有感染力的。恐惧实际上来自事件的确定无疑的方面。如果时间使我们畏惧,那是因为它带出了问题,结果随之而来。在这里,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有关灵魂的所有美好词句都将要再次接受对立的考验。灵魂从惰性的、拍击已不再对之起作用的身体那里消失而去。遭遇的这种根本而又确定的一面就成为了荒谬感的内涵

 

 

 

荒谬的人

 

歌德说过:“我的领地,就是时间。”

 

这话是荒谬的。那么,荒谬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荒谬的人实际上就是绝不拔一毛以利永恒的人,虽则他并不否认永恒的存在。他对回忆并不陌生。但他更喜欢自己的勇气和推论。前者教他义无反顾地生活并且满足于他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后者则教他知道他的界限。他知道自己的自由是有限制的,知道自己的反抗没有未来,知道自己的意识是要消亡的,他带着这样的意识在生命的时间长河中进行冒险行动。这是他的领地所在,是他的不受任何自己判断之外的判断影响的行动所在。对于他来说,一种更加伟大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另一种生活。

 

 

 

如果仅只爱就足够了,那事情就再简单不过了。人越爱,荒谬就越牢固。唐璜并不是由于缺少爱情才追逐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若把他看作一个追求完整爱情的充满神秘幻想的人,那是滑稽之极。但确实是因为他以同样的激情,而且每次都以其整个的存在去爱那些女人,他才必须重复他的天资和深爱。因此,每个女人都希望给予他别人从不曾给予过他的东西。她们每一次都深深地被欺骗,而且仅仅是使他感觉到需要这种重复。她们之中的一个高呼:“最后,我把爱情奉献给你。”而唐璜则令人惊奇地笑道:“最后?不!而是又一次。”为什么为了深爱就必须很少次数地爱呢?

 

唐璜是忧伤的吗?不,不是的。我仅仅诉诸他的风流逸事。唐璜的笑,他桀骛不驯的言行,他的游戏态度以及对戏剧的酷爱,这些都是明亮和快乐的事情。每个健康的生灵都要不断繁衍,唐璜也不例外。然而,忧郁的人们如此还有两个理由: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希望如此。唐璜知道,但他并不希望如此。他使人们想到这样一些艺术家:他们知道自己的界限,永远不超越这些界限,而且在其精神所处的不稳定的空隙中,他们享受着主人式的妙不可言的安适。知道其诸种局限的智慧,就是天才的所在。

 

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荷马说,西西弗是最终要死的人中最聪明最谨慎的人。但另有传说他从事强盗生涯。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矛盾。各种说法的分歧在于他成为这地狱中的无效劳动者的原因。人们首先谴责他以某种轻率的态度对待诸神,并泄露他们的隐私。荷马告诉我们西西弗曾经扼住过死神。还有人说,西西弗在临死前冒失地想检验妻子对他的爱情,他获得普鲁托的允诺重返人间以惩罚他的妻子。但当他又一次看到这大地的面貌,重新领略流水、阳光的抚爱,重新感受那温暖的石头、辽阔的大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愿回到阴森的地狱中去了。冥王的召令、愤怒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他又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年,面对起伏的山峦,奔腾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他又生活了多年。诸神于是进行干涉。墨丘利跑来揪住这冒犯者的领子,把他从欢乐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强行把他重新投入地狱,在那里,为惩罚他而设的巨石已准备就绪。

 

我们已经明白: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既因为他的激情也因为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尽述的非人折磨:其整个存在都用于没有效果的活动之中。这是对大地的无限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没有谈西西弗在地狱里的情况。创造这些神话是为了让神话在想象中栩栩如生。在西西弗神话这里,我们只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落满泥土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绷直的胳膊,以及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经过不知多少的空间和时间,在这一长时间的努力的终点,目的达到了。然后,西西弗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正是因为这种回复、停歇,我对西西弗产生了兴趣。这一张饱经磨难近似石头般坚硬的面孔已经成了石头!我看到这个人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这个时刻就像呼吸那样,它与西西弗的不幸一样肯定会到来的,而这个时刻就是觉醒的时刻。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中,他离开山顶并且逐渐地走入到诸神的巢穴中去,他高于自身的命运。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

 

如果说,这个神话是悲剧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若他走的每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的支持,那他的痛苦实际上又在哪里呢?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与西西弗的命运同样荒谬。但是,这种命运只有在非常少的时刻,只有在工人变得有意识的时刻才是悲剧性的。西西弗,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蔑视不能超越的命运。

 

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痛苦地进行,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还想象西西弗又回头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开始。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依附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悲伤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是巨石的胜利,这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难以承担的重负。这就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

 

但是,不可抗拒的真理一旦被认识就会衰竭。因此,俄狄浦斯在不知道命运的情况下首先服从了命运,而一旦他知道了命运,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两眼失明而又丧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认识到,他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个年轻姑娘鲜润的手。他于是毫无顾忌地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声音:“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伟大,因而我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都提出了荒谬胜利的法则。先贤的智慧与现代英雄主义汇合了。

 

人们如果不想写一本幸福手册,就不会发现荒谬。“哎,什么!就凭这些如此狭窄的道路?……”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幸福与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它们是不可分的。若说幸福一定来自于发现了荒谬,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荒谬感还很可能产生于幸福。“我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俄狄浦斯说,而且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诉人们一切都还没有也从没有被穷尽过。它把一个上帝从世界中驱逐出去,这个上帝是怀着不满足的心理以及对无效痛苦的偏好而进入人间的。它还把命运改造成为一件应该在人们之中得到解决的人的事情。

 

 

 

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回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是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而且他的努力将会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必然的和应受蔑视的命运。此外,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的微妙时刻,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并变成了他的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因此,一开始就坚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是源于人的,西西弗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人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动石头。他也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夜笼罩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对西西弗一人都是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没有未来的创造

 

我们可以对创造的立场进行总结,这是能够使荒谬存在得以完成的立场之一。

 

唯有通过否定的思想,艺术才可能得到如此充分的利用。对一部伟大的智慧的作品来说,艺术的隐晦和谦恭的手段十分必要,这就如同黑色对白色是绝对必要那样。无目的的劳动和创造,在泥沙上雕刻,清楚地知道其创造是没有未来的,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某一天消失,同时又意识到,这从根本上说并不比几个世纪中存在的建筑物更重要,这就是荒谬思想所认可的难以理解的智慧。荒谬的创造者就有两个任务:一是否定,二是颂扬,这是展现在荒谬创造者面前的道路。他应该将空无的各种色彩赋给空无。

 

追求统治的力量在此不容忽视。但人的智慧足以超过它。它将仅仅揭示创造的意志的方面。我在别处已指出,人的意志除了保持意识之外别无其他目的。但是,若没有人的节制,这种保持是万不可能的。主张忍耐和清醒的各种学说都认为,创造是最有效的保持。创造还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严的最激动人心的证明:即不屈不挠地与其环境条件作斗争,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虽则这种努力被看作是无效的。它要求日常不懈的努力,要求自我节制,要求准确地估计真实的东西、要求准确估计限度及力量的界限。它确立了一种苦修(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目的,只是重复和停滞,但是,伟大的艺术作品自身的重要性小于它要求一个人忍受的经历;小于它为克服幻想并更接近纯粹实在所提供的机遇。

 

主题小说,即以证明为目的的小说,是所有作品中最可恨的,它最经常地受到一种心满意足的思想的左右。人们阐释他们认为已掌握在手的真理。但是,人们要实行的是一些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思想截然相反。这些创造者是可耻的哲学家,而我所讲的或设想的创造者则是清醒的思想家。他们在思想回归自身的某一点上,把自己的作品树立为有限、要死的反抗思想的鲜明象征。

 

任何否认统一的思想都颂扬多样性,而多样性就是艺术的领地。唯一能够解放精神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让精神自己存在在那里,而这一精神确知自己的局限和马上到来的结果。没有任何理论可吸引精神,精神期待的是作品与生命的成熟。作品脱离精神,将会再一次地发出(永远摆脱了希望的)灵魂的几乎是震耳欲聋的声音。或者,如果创造者放弃他的事业,宣称要改变方向,那作品就会默默无闻。二者是对等的。

 

 

 

因此,我向荒谬的创造要求我曾向思想索取的反抗、自由和多样性。创造随之表现出它深刻的无效性。在这理智与激情混杂于其中并互相冲击的日常努力之中,荒谬的人发现了构成他的各种力量的基础的规律。应该进行的实践,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清醒的意识就这样构成了征服的立场。

 

我们要再重复一遍。以上所说并不包含什么实在的意义。在自由之路上,还有进一步要做的事。这些彼此相近的精神——创造的和进取的精神——最后还应努力从自己的事业中自我解放出来:认识到事业——无论它是征服、爱情还是创造——可能不存在。它还要完成全部个体生活的深刻的无效性。这使精神在完成事业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就像发现生活的荒谬性使精神得以更节制地沉浸于荒谬中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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