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 | 唯有经过磨难和有阅历的人才会赞赏蒙田的智慧和伟大

少数一些作家，如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能被任何人在任何年龄和在任何的生活时代所发现；而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只是在某种特定时刻才展现自己的全部意义。蒙田就是属于后一种作家。

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们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蒙田自由的和不受蛊惑的思考，对像我们这样一代被命运抛入到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人来说，最有裨益。

只有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又威胁着在他一生之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只有他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里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多少诚实和坚数。他才会知道，世上没有一件事会比在那群众性的灾难之中不被玷污而保持住自己思想道德的独立更为困难和更成问题的了。

只有当一个人自己对理性和对人类的尊严产生了怀疑和丧失信心的时候，他才会把一个在世界的一片混乱之中独处独醒的人始终保持堪称表率的正直，颂扬为实在了不起。

唯有经过磨难和有阅历的人才会赞赏蒙田的智慧和伟大，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当我二十岁那年第一次读他的《随笔集》——那是唯一的一部在书中把他自己遗留给我们的书一说实在的，我还真不太知道该怎样读这本书。

我固然具备足够的对文学的艺术鉴赏力，十分钦佩地认识到：书中显示出他是一位令人感兴趣的人物，一位特别具有洞察力和远见的人，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位懂得给自己的每一句话和每一句格言赋予个性特点的文学家。

可是我对此书的欣赏始终停留在一种文学上的欣赏，即对古籍的一种欣赏，而缺乏对内心的激励，缺乏那种心灵与心灵之间电火花般的碰撞。《随笔集》的题旨，我就已经觉得相当离奇，而且绝大部分随笔不可能涉及到我自己的生活。

蒙田老爷在他的随笔《国王们会晤的礼仪》或者《评西塞罗》中那些偏离主题而又海阔天空的夹叙夹议和我这个二十世纪的年轻人又有什么相干呢。即便是他的温和、中庸的至理名言也和我没有关系。

他的那些至理名言对当年的我来说未免为时过早。蒙田的明智告诫：行事不要雄心勃勃，不要太热衷于卷入外部世界——以及他的抚慰人的劝谕：为人要教厚温良和宽宏大量——对满腔热忱的年龄层次的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是不愿意让幻想破灭、不愿意被人抚慰的，而是潜意识地只想在自己精力旺盛之际被人激励。

青年人的本质就在于不希望自己被规劝成为过于平和、处处怀疑的人。对青年人来说，任何怀疑都会成为一种拘谨，因为青年人为唤起自己内心的那股冲劲，需要的就是深信不疑和理想。即便是最激进、最荒诞的妄想，只要它能煽动青年人，青年人就会觉得这种妄想比那些会削弱他们意志力的最最崇高的至理名言更重要。

再说到个人自由——蒙田已成为各个时代个人自由的最坚定的旗手，可是在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看来，难道这种个人自由真的还需要在1900年前后进行如此顽强的捍卫吗？这一切难道不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吗？这一切难道不早已成为从专制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类通过法律和习俗得到保障的精神财富了吗？

在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看来，拥有自己生活的权利，拥有自己思想的权利，并把那些思想毫无顾忌地用口头和书面表达出来的权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就像我们用嘴呼吸、我们的心脏跳动一样不言而喻。

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片又一片自由的土地。当年的我们不是国家的囚犯，我们没有在服兵役中受到奴役，没有屈从于专横思想的胡作非为，没有人处于被蔑视、被驱逐、被关入牢房、被赶出家门的危险之中。

所以在当时的我们这一代人看来，蒙田去摇撼那些我们认为早已被打碎了的种种枷锁，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枷锁已经被命运重新在为我们打造着呢，而且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冷酷无情和更残忍野蛮。

我们当时是把蒙田为争取心灵自由所作的斗争当做一种历史上的斗争来加以尊重和崇敬的。而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他所作的那种斗争早已成为多余和无关紧要。因为人生的神秘法则往往是：我们总是在太晚的时刻——当青春已经远去时，当健康不久就要离开我们时，当自由——我们心灵最珍贵的本质——将要从我们身上被夺走或者已经被夺走时，我们才知道人生最最重要和真正的价值是：青春、健康、自由。

这也就是说，要懂得蒙田的生活艺术和生活智慧；要懂得蒙田为获得“自我”所作的斗争——我们精神世界中最必不可少的斗争——的必要性，一定要有一种和蒙田生活处境相似的处境出现。

我们也一定要像他似的先经历一次世界从最美好的繁荣之中陷人到令人惊愕不已的大倒退；我们也要像他似的从我们的种种希冀、期待、经验和欢欣鼓舞中被驱回到那样一种处境：我们在那里最终只好更多地保住孑然一身的自己，捍卫自己难得遇到而又无奈的生活。

是在同病相怜的命运之中，蒙田才成为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朋友、安慰者、患难之交和兄弟，因为他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何等相似呵。

当米歇尔?德?蒙田降世时，一个巨大的希望——一个像我们自己在本世纪之初曾经有过的同样希望：“世界实现人文主义”已开始渐渐消失。而在人类生命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年龄段，文艺复兴曾以自己的艺术家、画家、诗人、学者把一种新的、空前的、无与伦比的美奉献给了遇上好运的人类。看来，那种浑浑疆疆的黑暗生活给非同凡响的人带来后浪推前浪、逐级登高的创造性力量的一百年，——不，数百年——来临了。

世界一下子变得宽广、充实和富裕。学者们用拉丁语、希腊语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又从古代带回给了人们。在伊拉斯谟领导下的人文主义预示着一种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文化。

看来，宗教改革除了拓宽新的知识外，还为新的信仰自由奠定了基础。区域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界线被打破了，因为刚刚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每一句话、每一种想法、每一种思想获得了迅速传播的可能。一个国家所获得的，似乎成了大家的财富。

用思想所创造的这种统一超越了国王们、侯爵们和武器所进行的流血纷争。随着精神世界扩大的同时，地面上的世界，即世界的空间也扩大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这又是一种奇迹。

从迄今没有航道的大海中出现了新的海岸、新的陆地。一片广袤的大陆为我们今后的世世代代确保了可以居住的家园贸易循环流动得更快了。财富充溢着古老的欧洲大陆并创造出奢华，而奢华又会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建筑物、绘画和雕塑，创造出一个被美化了的充满精神生活的世界。

不过，每当空间扩大的时候，人的好奇心也大大增加。正如在我们自己这个世纪交替之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太空被飞机和飘荡在各国上空看不见的传话所征服，生存空间又再次大大地扩展了一样，在当时，物理、化学、科学和技术揭开了自然界的一个又一个秘密，从而使自然界的力量服务于人的力量。

每当这种时候，巨大的希望就会使已经陷于绝望的人类振作起来。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回应乌尔利希?冯?胡登的欢呼声：“活着是一种乐趣！”不过，如果浪潮来得太猛和太快，回落得也总是更加迅速。正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恰恰是新的成就和新的技术奇迹以及组织的完善随后却成了最可怕的破坏因素一样，在当时显得十分有益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各种因素随后都成了致命的毒素。

梦想在欧洲给予基督教信仰以一种新思想的宗教改革随后却造成了那次宗教战争史无前例的野蛮行径。活字印刷术所传播的不是教育，而是传播狂热的神学；不是人文主义胜利了，而是排斥异己胜利了。

在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在血腥的内战中互相残杀；与此同时，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正在美洲新大陆以空前绝后的残忍大肆发泄兽性。一个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丢勒和伊斯拉谟的时代却重新陷入到那种阿蒂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等人穷兵黩武的罪行之中。

这正是蒙田一生中所经历的真正悲剧——尽管他自己的头脑不受迷惑地清醒，尽管他自己最富同情心的心灵感到极度的震惊，却不得不束手无策地目睹这种从人文主义堕落到兽性的骇人听闻的倒退。

这种倒退是罕见的人类疯狂大发作之一，正如我们今天又再度亲身经历的一种疯狂大发作一样。蒙田在自己的一生中未曾有过一刻在自己的国家和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看到过所有那些高贵的精神力量——他心仪的和平、理性、友善、宽容——发生过作用。

从他第一眼看到那个时代直至他辞世时的最后一刻——正如我们一样——他都要怀着恐惧规避“仇恨”凶煞和“狂热”凶煞。是“仇恨”凶煞之神和“狂热”凶煞之神亵渎着他的祖国和人类，使他的祖国和人类惊恐和茫然。当他在波尔多亲眼目睹民众反抗“征盐税”的起义遭到惨无人道的镇压时，他还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男孩呢。

是那种毫无人性的镇压使他毕生成为各种残暴行为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就是这个男孩看到了数以百计的人怎样被那些用最卑劣的本能设想出来的各种残暴行为活活折磨致死。他们被绞死、被用木桩刺穿致死、被处以车磔之刑、被用刀斧砍成四块致死、被斩首、被焚死。他还看到了乌鸦为攫食牺牲者烧焦的和半腐烂的肉在刑场四周盘旋多天。他听到了被折磨的人大声叫喊，而且也必定闻到过穿过街巷迎面飄来的烧焦的人肉气味。而当这个男孩刚刚进人成年时，内战就开始了。

这次内战以狂热的意识形态把法国完全毁掉，就像今天国家社会主义的狂热分子蹂躪全世界一样。“火焰法庭”将无数新教徒判处火焚，“圣巴托罗缪之夜”那一天就杀戮了约八千人。胡格诺派也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罪行报复罪行，用泄愤报复泄愤，用残暴报复残暴。他们冲击教堂、打碎雕像，着魔似的疯狂甚至都不让死者安宁。“狮心王”理査一世和“征服者”威廉一世的陵墓被创开，墓内的财宝被掠夺。

武装人员从这个村庄赶往另一个村庄，从这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一会儿是天主教派的武装人员，一会儿是胡格诺派的武装人员，但总归是法国人对法国人，百姓对百姓。在他们亢奋的兽性中，没有哪一派会向另一派让步。被抓获的驻在当地的武装人员全都排成一行被枪系，从第一个到最末一个。河流由于冲下来的尸体而遭到污染。估计有十二万座村庄被抢掠一空，夷为平地。

不久，仇杀就抛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借口。一帮帮武装匪徒袭击各地的城堡，袭击旅行者，不管他们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当时，骑马穿过屋前的一片树林所冒的风险不亚于远航去新大陆或者到吃人的野蛮部族那里去。无人还能知道，他的房屋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他的财物是不是属于自己的；无人还能知道，他明天是死还是活，是被抓走还是依然自由。

1588年，已经上了年纪的蒙田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道：“在我们三十年来所处的一片混乱之中，所有法国人，无论个别而言，抑或笼统而言，每时每刻都眼见自己处在倾家荡产的边缘。”

世上不再有安全。这种基本感觉在蒙田的思想意识中必然会表现为一种智慧：倘若他要拒绝和那些着了魔似的瓶狂人群一起兴风作浪，他要拒绝和他们一起扼杀自己的祖国、扼杀自己生活的世界，那么他势必要想方设法在这个世界之外——在远离自己的祖国和远离这个时代之外——找到安全之处。

那个时代讲人道主义的人们的感觉和我们今天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相似呵！这一点可用拉博埃西于1560年写给他的朋友——二十七岁的蒙田的一首诗作为印证。拉博埃西在诗中向蒙田呼吁：“是什么命运让我们偏偏在这样的时代诞生！”

我眼看自己的国家走向毁灭，

我看不到其他的路，

除了离开家园；

我去向何方，

听从命运的安排。

天神们的发怒

早就催促我逃离，

为我指向

大洋彼岸辽阔、开放的土地。

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初

新大陆在惊涛骇浪中出现，

正因为天神们

要将它当做避难的去处。

当残忍的刀剑和可耻的祸害

殃及欧洲时，

那边的人们会在更美好的天空下

自由耕耘农田。

在人生的宝贵价值、在使我们的生活更纯洁、更美好、更富有正义并且使生活充满意义的一切，在我们的和平、独立、天赋的权利，被一小撮偏激分子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牺牲掉的那样一些历史时代里，对一个不愿为这样的时代而丧失自己的人性的人来说，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唯一的问题，那就是：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

尽管有种种威胁和危险，我怎样在党派的癫狂行为之中坚定不移地保持住自己头脑的清醒？我怎样在这种兽性之中保持住良知中的人性不致错乱？我怎样摆脱那些由国家或者教会、或者政治违背我的意志强加于我的种种专横要求？从相反的角度讲，我怎样坚持在我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中走得不比最内在的自我更远？我怎样摆脱我自己的仅仅只能看到世界某个角落的小天地？我怎样不去迎合那种受到控制并由外界发号施令的规范？我怎样在面临危险、面临罕见的疯狂和面临他人的利益要被牺牲掉的时候，保持住最属于我自己的心灵、以及保持住只属于我自己的用心血换来的物质？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自己的思想？我怎样保持住自己的镇定和自己的感情？

蒙田将自己的一生、将自己所有精力和努力以及自己的艺术和智慧全都用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而且也只用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

为了要在一个普遍屈从于意识形态和党派的时代里拯救自己的心灵——拯救自由，蒙田所作的这种探索和努力使他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依然如同兄弟一般亲切如果说，我们今天把他当做一个艺术家来加以爱戴和主要是把他当做一个艺术家来加以崇敬，那么恰恰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把自己献身于这样一门人生的最高艺术：“人生的最高艺术乃是保持住自我”——蒙田这样说过。

不过，在更安定和更和平的其他时代里，人们会从自己的另一个视角去考察蒙田的思想遗产、文学遗产、道德教育方面的遗产、心理学方面的遗产。在那些其他的时代里曾有过学术上的争论：蒙田是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或者他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是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信徒呢，还是一个斯多葛派的信徒；他是一个哲学家呢，还是一个以读书自娱的人；是一个作家呢，抑或只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写作者。

然而我今天在蒙田身上所关心的和所思考的仅仅是这一点：在一个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似的时代里，他如何使自己在内心深处获得自由，和我们如何通过阅读他的作品，用他的思想使我们自己变得坚强。我把他看做是世上每一个自由的人的最早祖先，是保护每一个自由的人的圣徒，是每一个自由的人的朋友。

我把他看做是，面对一切人和面对一切事，都能保持住自我——这样一门新的然而也是一门永恒的学问——的最好的老师。世上曾有少数人相当真诚和相当顽强地奋斗过，为的是不受因时代的激荡而泛起的污泥浊水以及有毒的泡沫的影响，为的是不同流合污，为的是保持住最内在的自我——保持住自己的“本质”，而且确有少数人成功了：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面前拯救了最内在的自我，并为所有的时代树立了榜样。

蒙田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所作的这种斗争，也许是个有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最自觉和最坚韧的斗争，可是从外表上看，这种斗争丝毫不显得崇高和英勇。

把蒙田归人到那些用自己的言辞声称要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的诗人们和思想家们的行列之中，很可能完全是人为的；他丝毫没有席勒或者拜伦那种慷慨激昂的长篇表白和激情满怀，也完全没有伏尔泰的那种攻击性。

这样一种念头：要把像“内心自由”这种完全是个人的东西传给别人，甚至要传给群众——很可能会遭到他的取笑。他从自己心灵的最深处讨厌职业的社会改良家、口头理论家和四处兜售信仰的人。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在自己身上保持住内心的独立——仅此一桩——就意味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他的斗争仅限于防御，仅限于保卫最最里边的、没有人会允许他人进入的堡垒——歌德把它称为“碉堡”。

他的谋略和手法是，在外表上尽可能做到不引人瞩目和不事张扬，恰似戴着一顶隐身帽走过这个世界一样，以便找到一条通往自我的道路。

所以，蒙田所写的原本就不是人们称之为传记的东西。他从不慷慨激昂，因为他在生活中不好出风头，他也不为自己的思想招徕听众和赢得赞同者。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国民、一个官员、一个丈夫、一个天主教徒、一个不声不响地完成他人所赋予他的职责的人。

为了对付外部世界，他故意采用了这种不令人瞩目的保护色，以便能够仔细观察自己心灵的种种变化，然后用色彩斑的文字展示这些变化。他随时准备让别人借用他所写的东西，却从来不打算把自己所写的东西献给别人。

在他生活的每一种形式中，他始终保存着自己本质中最好的、最真实的东西。他让别人去夸夸其谈，让别人去结成同伙，让别人去采取极端的行为，让别人去喋喋不休地说教，让别人去炫耀自己；他让这个世界去走自己迷惘和愚蠢的路。

他自己只关心一件事：为了自我保持理性，在一个非人性的时代里保持人性，在乌合之众的疯狂中保持自由。他任人嘲讽，说他冷漠、狐疑和胆怯他让别人感到惊讶——他并不追逐官职和显贵。纵然是认识他的最亲近的人也没有想到，他是以何等的坚毅、顾强、机智和巧妙在社会的阴影中从事他给自己提出的这项任务；他要度过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仅仅度过一生。

因而，这位看上去似乎是无所作为的人恰恰作出了无可比拟的业绩；他通过保持自我和描写自我，其实质是，他用自己为我们保存了一个不加掩饰的、超越时代的人。

蒙田是一个我们同时代的人、一个今天的人和个永远有现实意义的人，他的斗争就是世间最眼前的现实斗争，而蒙田那个世纪里的所有其他的神学论文和哲理性的议论却都会使我们感到陌生和陈旧。

当我一页又一页地翻阅蒙田的书时，我就会无数次地感觉到，书里商讨的恰恰正是我们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心灵中最最内在的忧虑是什么。我会感觉到，书中的所思所想比我自己所能说的更好、更清楚，比我自己所能想的更清晰。他在书中所说的“你”不就是我自己么。

在蒙田的书中，他所处的时代和其他时代之间的距离消失了。和我在一起的不是一本书，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是一个我视为兄弟一般的人，一个给我出主意、安慰我并和我交朋友的人，一个我理解他而他也理解我的人。

每当我拿起他的《随笔集》时，我仿佛觉得印有字迹的书页已在昏暗的房间里消失。我仿佛觉得有人在呼吸，有人与我在一起，我仿佛觉得有一个陌生人向我走来，但又觉得他不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一个我觉得如同朋友一般的人。

相隔四百年的时间仿佛如同云烟一般飘散而去；和我说话的不是蒙田领地的领主，不是死于非命的法国国王的侍臣，不是佩里戈尔地区的一座城堡的主人；他脱下了白色的有褶裥的宽袖长外套，摘掉了尖顶的帽子，卸下了佩剑，从颈脖上取下了镶有圣米歇尔勋章的令人自豪的项链；到我这里来的不再是波尔多市的市长，不再是一位贵族老爷和作家。来的是一位讲述自己并且给我出主意的朋友。

有时候会在他的声音中感觉到一丝淡淡的悲哀——为我们人的本质的脆弱性而悲哀，为我们的刚愎自用而悲哀，为我们的领袖人物的固执偏狭而悲哀，为我们的时代丧失理智和戏酷无情而悲哀。这是一种高贵的悲哀。

他的学生莎士比亚正是将这种高贵的悲哀赋予给那些最可爱的人物：哈姆雷特、布鲁图斯、普洛斯彼罗——这些人物大家不会忘记吧。然而过后我仿佛又党得他在笑话我：你何必对待这一切如此心重呢？你何必对你的时代的荒唐和残暴如此介意和沮丧呢？这一切只会触及你的皮肤、触及你的外在生活，却不会触及你的“最内在的自我”。只要你自己不让你自己不知所措，外界就无法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也无法使你心烦意乱。

“一个头脑理智的人是什么也不会失去的。”时代发生的一切对你是无能为力的，只要你不介入。只要你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代的疯狂也并不是真正的苦难。纵使是你的经历中最不堪回首的经历——表面的种种屈辱、命运的种种打击，也只有当你在这些经历面前变得软弱时，你才会感觉到它们，因为除了你自己，谁会去重视这些经历呢？除了你自己，谁会去在乎这些经历的欢乐和痛苦呢？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提升和降低你的“自我”。

一个内心始终坚定和始终自由的人纵然遇到的是外界最沉重的压力，也容易化解。蒙田的话和明智的劝谕始终意味着是一种善举，尤其是当某个人在他自己心灵的宁静和自由之中受到困扰的时候，因为在那些迷惘和党派纷争的时代里，唯有正直和人性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读蒙田的书，不一定要读一个多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只要翻开他的书，我们每次都会找到一句言之有理和使人振作的话。蒙田在数百年前所说的话，对每一个竭力争取自身独立的人来说，依然始终有效和正确。

不过，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在一个如同我们今天这样非人性的时代里增强我们心中的人性。他们提醒我们：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和不会失去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最内在的自我”；他们提醒我们：不要为一切来自外部的、时代的、国家的、政治的强迫行为和义务牺牲自己。因为只有面对一切事和一切人始终保持自己内心自由的人，才会保持并扩大人世间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