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人生惟有读书好

人生惟有读书好

虽少小遭遇“文革书荒”，但祖父和父亲面包均给了我良好的读书启蒙和阅读资源。

记得当年把苏州东渚乡玉屏山莲社的客堂作为亭子头村“耕读小学”教室的爷爷，凭借当地教育局发下来的课本，一册《唐宋词一百首》，一册被撕走了开头多回的《西游记》，以及几本名为《圣教序》、《玄秘塔碑》的断烂字帖，作为课读的材料。从小在爷爷身边受到的熏陶，使我钟情汉字和文章，获得了一点中国传统书香的文化基因，尤其是对于“耕读文化”的向往和钟情。而我那从事农作物保护工作的父亲，在我初、高中阶段，先后借回家来的《鲁滨逊漂流记》、《铁流》、《红楼梦》等书，更开拓了我求知的视野。再加上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老师们，对我语文、作文基础的赏识和鼓励，终于把我引上了一条爱书、读书之路，决定了我后来开始为读书而淘书、为写书而藏书的基础。1980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我报考大学本科，前三个志愿都填报图书馆学）。在经历了公务员、图书编辑和行政业务领导岗位后，我在2002年开始执教，并指导阅读文化与知识传播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于是教学相长，我一直与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和全民阅读推广如影随形。

在长期的淘书、藏书、读书、讲书和评书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最是书香能致远，至乐何如诵好诗”的价值内涵，因为它们道出的都是中国人对读书价值观的深刻认识。至于我的“雁斋”，那万余册藏书无足为奇，都是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长方向陆续购藏而来的。主要是文、史、地方面的著作，以及散文、随笔、传记和游记等作品。最有特色的当是比较系统地收藏的与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和全民阅读领域有关的书籍，多达千余种。而我自己也著述出版了二十多种书名中都含有一个“书”字的读书随笔集，并主编了十余套（册）“书香”主题的丛书。近年来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书，有领衔并参与主编的《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均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阅读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全民阅读书香文丛”（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校园书香阅读文库”（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我个人的著述文集则有《纸老，书未黄》、《旧书陈香》、《书来话多》和《书来话长》等。目前正在书房中定稿的，有我“十年磨一剑”的《中国古旧书文化史》，二百多万字，将由科学出版社编辑、发行。

青少年时期是培养人生阅读习惯的“黄金期”，“不能让孩子们滑跌在读书的台阶上。”我向来认为，一个人理想的读书台阶是，在童年、少年时代应多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佳作和科普读物，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植入知识力、感悟力和想象力的“智慧芯片”。到了青壮年时期，则需多读中外人物传记，一般说来，传记阅读具有励志壮怀的精神正能量力，可以引导读者了解历史真相、认识社会现实，设身处地地体会学业、职业、事业的不易，找出自己和传主间的差距，觉悟自己的努力方向和人生目标，从而脚踏实地地为人、处世和做事，把自己的一技之长做实、做好、做强大。为此，丰子恺《护生画集》、林海音《城南旧事》、赵丽宏《童年河》和《渔童》、徐仁修《村童野径》、蔡天新《小回忆》、王玉琴《一日西风吹雨点：陈衡哲传》，及《昆虫记》、《相伴一生的伟大传记》、《我亲爱的甜橙树》和“校园阅读书香文库”等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好书，其中的知识原料、文化给养、精神能量，足以让中小学生度过一段心智充实而营养丰沛的“悦读时光”。

至于如何教育和引导孩子喜欢上阅读尤其是读书，我认为，孩子在“幼少”年龄阶段，在个体上常常表现出对探究自我和他人、对社会和自然发生广泛兴趣，多动性、好奇心、独立性、敏感度、运动能力不断增加，但因情绪不甚稳定，知识储备不足，因此成为人生智力培育和情感引导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孩子的多动性、好奇心和求知欲三位一体地加以关注、引导和培育，将多动性和好奇心引导到求知欲上，诱导其在书林学海中求知，因为“一本好书”往往能够转化为“一生财富”。

怎样才能读“有用书”，做一个“有用的读书人”？

做一个“有用的读书人”，首先必须把书读“活”。先贤们所总结提炼的“从无字句处读书”、“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大阅读观”，就是其中的关键。也就是说要把“读有字书，悟无字理”与“读无字书，悟有字理”这两种阅读与思考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千万不能“死读书”。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便是要下决心自选并精读一本书。因为只有苦苦地精读一本书，才能深入地挖掘到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要表述给作者的智慧，并真正获得知识上的教益和思想上的启迪。日本著名学人、社会教育家池田大作先生曾经指出：“这是一种好的读书方法，一本书读上几百遍，将其中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血和肉，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会很有裨益。现在的我们，处于眼花缭乱的动荡思想之中，一定要有主见，不能随波逐流。”而“精读一本书，一定能使人得到帮助，把它作为人生的基干，其结果必然是让人亲近万本书”，“精读一本书，如同一本万利，使你立于不败之地。”

然则古今中外的读书方法多至近百种，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又该如何读书呢？我认为，“悬疑解疑式”、“结网式”及“提纲挈领式”读书法，最值得我们关注、理解并掌握。

老话说：“学贵有疑。”学问就是在求疑解疑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悬疑解疑式读书法因此也被称为“悬测式读书法”。它有两种路径，一是在求学求未知的过程中发现疑问，于是带着求索的精神进一步阅读、思考直至恍然大悟；二是在开卷之初，先对后文描述书内情节，闭目进行一番预测猜想式的琢磨和推导，然后在实际阅读中再加以对照和修正，从而在获得真正解读的同时实现深度理解。

同时，在求解疑问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学然后知不足”的缺憾状态，这时候更广泛、更深入阅读的内在需求便油然而生，于是“结网式读书法”便浮出水面。知识似海，需求如网，借助一环扣一环的阅读，顺线摸鱼，才能在有机的学海中，不断拓展知识面，构架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学识体系，并捕获真正属于自己的心得和感悟。

然而，书富如海，如何才能有效地“化公为私”，将公共的知识、学识消化并转化成为自己的“真知”和本领？这时，“提纲挈领式读书法”便展现出了其一技之长。所谓“纲”，就是渔网的总绳；“挈”就是提起来的意思。这要求人们在读书时要善于明其宗旨，晓其大义，悉其底蕴，将一部书的要义能够简明扼要地把握住，这是一种教人把书读细、读薄，进而读“活”的方法。

早在1982秋，我在北大创办“学海社”时，就曾邀学长王余光任主编。后来，我和王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华读书之旅》、《中国阅读大辞典》等书，合作颇多，十分愉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春，王教授倡议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后易名“阅读推广委员会”），从而为我们所认同的“阅读文化学”，开创了专业实践的社会平台。

所谓“全民阅读”，包含着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应该拥有阅读的环境、阅读的资源、阅读的条件等语境，而“全民阅读推广”，则意味着在创意、策划有关阅读推广活动时，应始终牢记在“为什么要读”的基础上，要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推广阅读（怎样读）”和“推广读物（读什么）”，而小微化的分类读物推广和精准式的分级阅读推广，则是“全民阅读推广”的两个重要抓手。我坚定地认为，“阅读推广”一定要从引导孩子看优秀绘本图书开始，要从引导学生读文学名著和科普好书开始，要从“书香家庭”、“书香校园”和“学习型社会”抓起。

在全国各地做阅读推广报告，是我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具体行为。作为一位阅读推广名师，我先后面向学生、公务员、图书馆读者、企业员工和新市民等群体，做过数百场题为《读书与人生：阅读“名人传”，汲取“正能量”》、《“你好我精、你精我变”——文化创意和知识创新》的专题讲座。今年9月中旬，我应邀在长春市民读书节上做了《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和幸福追求》的开幕式讲座，在长春师范学院为2015级入学新生作了同题报告。

在我近年来最新讲题《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的专题讲座中，我结合钱钟书《围城》等文学名著及曾国藩、陈衡哲、沈从文等传记读物，结合“2015年南大悦读经典计划读物”中钱穆《国史大纲》等人文名著推荐书目，具体阐发和积极传播了“人贵有读书之志”，“最是书香能致远”，“左书右网，前语后文”，“读有字书，悟无字理”，“在成人的过程中成长，在成长的进程中成才”，“读书积累知识，知识造就文化，文化改良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让阅读的‘正能量’，给力人生的理想”等“新阅读”理念和“大阅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