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虻

“学以致知、学以致用”是我对中西方哲学主要特点的一个总结，其最早的思想来源于我国上个世纪的哲学泰斗苗力田先生。西方哲学重“求知”，中国哲学重“致用”，但并不绝对，而是就其哲学发展史所做的一个主要方面的总结。

然而，从认识论上来说，中西哲学是殊途同归的，基本上都提倡通过教育的方式学习新知识。当然也不乏例外，如中国的老子就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是无为而治思想的延伸，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则同样持此观点，他在《爱弥儿》一书中讨论了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自然人，“以自然为唯一的圣经”，相对老子来说他温和的多。也有后世思想家认为，像这种教育方式实质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一旦出生，与生俱来的便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知识，以求妥善地解决问题。苏格拉底说自知无知，这其实是他的大智慧，庄子说“吾生有涯而追无涯，殆矣！”，梁漱溟先生说他一生就是一个“问题中人”。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呢？站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上来说，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从解决生存问题到解决生活问题，从对自然的崇拜到“制天命而用之”，再到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以至于今天的科学发展。先后经历了朴素的社会经验、常识、公理等，再到科学规律，前人所积累的社会经验与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了后人学习的对象。然而，我们不可能一一亲为从实践中获取经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获得这些经验与知识。于是，教育成为了学习最好的方式。

教育，从原始的讲述朴素经验，再到传道、授业、解惑，随着人类经验系统的庞大与公知的浩瀚，教育已逐渐转型为一种方法论的培养。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才是教育在当今社会的最大功用。简单的传授知识，已远远不能满足当代教育对象的需求，教师与其传授学生新知识，还不如教会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自古就有，在中国古代称之为“蒙学”，像《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后来的《唐诗三百首》就是很典型的蒙学读物。而《圣经》系列则是西方人的蒙学读物。

在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的教育，有两次非常重要的运动，分别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则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就起源于黑暗的中世纪。如果说黑暗涌现光明的话，那么中世纪唯一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光发热的便是现代大学制度。

到了今天，当我们反思教育问题的时候，难免像无头苍蝇一样，拆东墙补西墙，都触及不到教育问题的核心。反过来，当我们以倒推的方式思考教育的本质时，则会发现其中许多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与生活问题，这难道不是教育的初衷？如何培养孩子成为社会精英，这是每一位家长所关心的，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我们弄清楚学习与教育的初衷以后，接下来再看本文所要和大家分享的西方10位哲学家处理事情的方法，就相对容易些，因为我想和大家讨论钓鱼的方法，而不是给大家一筐鱼。

至于教育存在的问题，很显然是教育方法存在问题，目前的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它提供给学生的就是一筐鱼而不是钓鱼的方法。因为某些原因，这里不再深入地讨论。

言归正传，下面以钓鱼为例，结合各位哲学大咖，仔细地讨论一下他们的思想精华。

我们试想：中国与西方哲学史上的大伽来到河边，齐集一堂，准备开始钓鱼，结果还没开始钓鱼，口水战就开始了。

首先，大家开始争论要不要钓鱼？

西方的以苏格拉底、奥卡姆、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中国的以王弼、何宴、郭象，其他人在一旁当吃瓜群众，围观他们的争论。

苏格拉底说“钓鱼这件事情我们做的正义吗？”，人是有生命的鱼也是有生命的，我们钓鱼就是在杀生，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扪心自问：你做的事正义吗？苏格拉底自知无知，认识你自己很有必要。当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前，是否有过这样的思考？例如小偷偷人钱包，他是否考虑过这个事情是正义的，他是否也考虑过偷人钱包以后会有牢狱之灾？

维特根斯坦说“说不的时候要像一堵墙”。像钓鱼这个事情，“凡是能说明白的就应该说清楚，凡是说不明白的，就应该保持沉默”。那么，究竟要不要钓鱼呢？要钓的话就应该贯彻到底、雷打不动，要像一堵墙；要是不钓的话，如果说不明白原因，那就应该保持沉默，在一旁安心做吃瓜群众。

奥卡姆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哲学家就习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本来钓鱼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一开始就要讨论“要不要钓鱼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必要，就应该剔除它，停止对它的思考。

中国哲学家王弼、何宴、郭象则认为“有以无为本”，像“要不要钓鱼”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名教出于自然”，只不过是人类强加的“名教”而已。至于这个问题能否表达清楚，言能不能尽意、声无哀乐论都是一脉相承的，万物皆以无为有。正如佛家所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好了，第一个问题到此为止，然后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其次、我们该怎么钓鱼呢？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万事万物都是由数构成，钓鱼应该计划鱼游的时间、轨迹、进食时间，然后再设法抓捕它。

洛克说“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究竟如何才能钓上鱼，问一问有经验的人！谁之前有过钓鱼的经验，可以传授给大家，这样大家钓鱼的时候就更有效了。但是，他还说经验重复一万次还是经验，经验的可靠性（或者说运用归纳法的正当性）永远无法从理性上证明。

尼采说不管能不能钓到鱼，要像超人一样全力以赴。

罗素则认为凡事不能莽撞，要讲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世间万物都是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推演的，钓鱼之前我们要分析鱼的生存习性、哺育活动，以及利用鱼饵的撒播量，因为鱼如果吃饱的话就不会咬鱼饵了。

中国的老庄则认为钓鱼是享受天人合一的过程与体悟人和自然的感受，要顺其自然，究竟能不能钓到鱼，要看鱼的意愿，正所谓“愿者上钩”，不必强求，强扭的瓜不甜。

孔孟则认为“仁者爱人”，钓鱼可以，但是我们要以仁爱的态度对待上钩的鱼，最好能把它们放生。如果附近有人快要饿死了，那我们可以将钓上的鱼烹煮了以解救人的生命。如果一条鱼被放生了，那么它的同伴看到之后便会主动上钩，源源不断，正所谓“仁者无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钓鱼呢？　

荀子、刘禹锡则认为鱼有自己的习性，我们要“制天命而用之”，根据鱼的特性，投其所好，运用好它生存的规律，那我们就很容易钓到鱼。

最后，当鱼钓上来以后，大家又开始争论钓鱼有什么用？

边沁说钓鱼最直接的就是分而食之，但要平衡各方利益，钓上多的人分的多，钓上少的分的少。萨特则不这么认为，谁钓上来的鱼归谁，“他人即地狱，生气犯不着”。还是各自分配为好，省得打起来。

中国功利主义哲学叶适则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意思是：读书不知道融会贯通，读再多也没用；做学问不能教给人，学问再好也没用，用心做事，不合道义的，做到地位再高也没什么贡献；立志不是为了给社会做贡献，再有仁德也是没有用的了。钓鱼到底有什么用，这个还需要争论吗？是不是净扯皮了！

清袁枚则补充道“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蠢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读书而不懂其中的道理，还不如把书束之高阁。那些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过是整天在吞食那些无用的糟粕罢了。钓鱼除了自己食用，当然可以拿来换钱，甚至可以用来送人，用途有很多。

黑格尔则说“凡事无绝对，要辩证地看问题”。即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钓鱼有什么用？有看到它的用处也要看到它的无用之处，即使找不到无用之处，也要想方设法地一分为二。

总之，哲学问题并不是告诉你谁对谁错，而是提供给我们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而哲学家的思想精华并不是问题的答案，而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存在而已。学习哲学，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史，是因为哲学家给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新颖角度与思辨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