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我如何从父母的爱里“死里逃生”？

非主流日志 2021-01-27 16:32:18

强光立刻关闭贝壳的壳类动物一样，自动把自己调试到一种很白痴、很蔫、很封闭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几乎什么也不说，就等着爸妈安排我吃什么、穿什么、上哪、干吗。

仔细想来，沉默和无为成了我逃避被评判、被贬低的方式，成了我向他们打出的白旗。如果我随心所欲地说话、打扮、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后果就会是无休无止地争吵，两败俱伤。个性，我所欲也；和睦，亦我所欲也，个性与和睦不可兼得，取和睦而舍个性也。

当然，好在我并不总是和父母在一起，事实上我一年到头和父母待不了多久，所以那个活泼开朗的我还能够“死里逃生”。但就是这样，我仍然能感到他们“看不见的手”在左右我的生活，在不断地在我心中培育一种自责、自卑、自我唾弃的情绪。

固然，山高皇帝远，衣食住行方面他们是插不上手了，但是他们的眼睛，已经“镶嵌”到了我生活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你怎么读了20年书还在读啊？你怎么29了还没有结婚啊？人家都发家致富了，你怎么把机会都给耽误了？他们幽怨地问。

当然，这不是说父母不爱我，或者我不爱父母。事实上，我家的这些麻烦，全是“爱”惹的祸——如果我把那种千缠百绕的责任、义务、权利、感情统称为爱的话。如果他们不爱我，大约也不会这么无孔不入地关心我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不爱他们，也不会在乎他们满不满意、开不开心。中国人管这种强人所难的“给予”和自我折磨的“报答”叫做“爱”，已经叫了几千年了，我又怎么能逃出这个“文化”的掌心？

比如今天早上，我从石家庄坐火车去北京。去火车站的路上，无意中向妈妈透露自己的手机该交费了，新的充值卡还没来得及买。

“那怎么办？”妈妈说。

“没事，我到北京后买一个，火车站附近肯定就有。”我说。

在一般的家庭里，这场对话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家，不是这样。我妈太“爱”我了，她必须帮我解决问题。

她首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手机该交费了，表达了一下焦虑，“她现在要赶火车，又来不及买，要不我代她买，但是她那个神州行的卡，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手机代充……”

其间我插话：“妈，你不用管了，我到北京后自己去买，路上一共不到3个小时。”

她给我爸打完电话，又给我哥打电话，问：“她那个手机，在这边能不能买着充值卡？她是北京的手机，是不是非得去北京买卡？我待会儿买了卡，远程帮她充，行不行？要不你帮她充一下？啊？不知道？那给你打电话不是白打了！”

其间我又插话：“妈，你不要管了，我到了北京立刻去买卡。”

过了一会儿，路上远远看见一个“中国移动”的牌子，她便提议让我去搭公交车，她现在去买，“待会儿在火车站会合”。

我不耐烦起来：“现在火车都要赶不上了，我待会儿上哪找你去？你不要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

到了火车站，我在火车上等开车。不一会儿，妈妈打来一个电话：“我买到一张卡了，你拨这个号啊，×××××××××××。”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买不行啊？！”

“我都买了，你还不记！”

周围很吵，我手里又没有纸笔，听都听不清她说什么，更不要说记下那个长长的号码。喂来喂去了老半天，借了纸笔，她报一遍，我报一遍，她再报一遍，我再报一遍，终于在忙乱之中记下了那个号码。

充了100块钱，还了人家纸笔，终于松一口气。这事终于完了。

过了两分钟，妈妈又打来电话：“刚才是做一个实验，我一共买了3张卡，现在你再记这个数啊，×××××××××××……”

我忍无可忍，提高了音调：“妈你别忙乎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她挂了电话。

我完全知道她在电话那头嘀嘀咕咕：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好歹！给她买卡，她还唧唧歪歪！我这样的妈妈，哪里找去？不懂事的丫头……虽然她不在我身边，但我还是听见了她说的这些话。

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心情恶劣——为自己冲着妈妈的那一吼。是的，她是对的，她不过是想为我做一点事，结果我却不知好歹朝她嚷嚷。我郁闷地坐在火车里，反思自己的态度，胸中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一半是内疚，为自己的“不懂事”、粗鲁、“身在福中不知福”；另一半是愤怒，对她的愤怒，为她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置于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唾弃的情绪当中而愤怒。事实再一次证明，对父母的掺和采取不从的态度，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死路一条。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这个案例，会发现我惨败在我妈手下，主要是因为她用了两个招式：一是强迫给予法，就算她给予的不是你需要的，就算她给予的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她毕竟是出于爱而在无私给予；二是愧疚激将法，由于她所给予的往往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你必然会采取一种推推搡搡的态度，在推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用力过猛，对她造成伤害，你只好感到愧疚。